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G20峰会和亚太峰会等重要场合一再表示要支持并引领经济全球化。但西方学者发出质疑声，甚至有人认为这种全球化可能已经接近尾声。
一些评论认为，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带来均衡的政治和社会开放，中国版的全球化也引起非议和争端，目前的中美贸易战即成为这种争端的一个集中表现。
哈佛大学学者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把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全面进入贸易和投资系统称作“超全球化”，在过去20-30年间全球跨境货物，人员和资本流动的速度和规模都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期间中国成为全球市场的受益者，现在中国不仅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正从"世界工厂"向创新的高科技产业迈进，努力在高端市场同欧美进行竞争。
但是丹尼·罗德里克认为，日本，韩国和中国这些国家加入都是有选择，有策略地加入全球化市场。中国侧重出口，为进口设置障碍，保护本土企业，另外他们还要求外国投资者做技术转让。
“超全球化”强弩之末
丹尼·罗德里克指出了全球化存在的矛盾，即民族国家在全球化中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他们不同的制度和政策安排同全球化的要求产生冲突。日本学者伊藤元重(Motoshige Itoh)进而认为，这种矛盾可能导致“超全球化”走向拐点。
日本学习院大学国际社会学系教授伊藤元重(Motoshige Itoh)在《日本新闻》中发文说，全球经济系统差不多每30年经历一次全面变化，现在这种“超全球化”已经持续了30年，可能正走入衰落期。
按照伊藤元重的历史划分，从1930-40年代开始的第一个世界经济周期是大萧条，各国的保护主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个周期是战后建立的国际货币和金融秩序的所谓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直到1970年代初固定外汇体系崩溃而告终。
1995年作为多边贸易机制核心的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在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加入全球的贸易和投资体系后，“超全球化”开始。在此期间世界出现的跨境资本流动的速度和规模令人目眩，也伴之以大量的移民和难民出现。
超全球化和本土反弹
伊藤元重认为，“超全球化”促使本土政治加强，进而加强了保护主义。因为全球化带来的进口，当地市场关闭，增加了失业。有些地方在失业增加的同时，大量外来移民进入就业市场。在当地人看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贸组织对此视而不见。
美国中西部和五大湖地区这些原来的老工业区自1970年代后开始发生了所谓的“去工业化”过程，传统制造业萎缩，经济衰退，城市萧条。伊藤元重说，这些被称为“锈带”（Rust Belt）的地区，受进口冲击导致大量失业，成了主张保护美国产业的特朗普总统当选的主要票仓。
与此同时，美国硅谷依赖亚洲的人才蓬勃发展，同“锈带”产生形成鲜明对比。虽然中国进口令美国整体受益，但是美国的衰落地区却没有起色，当地人仍然感到强烈不满。而且实际上，经济衰落地区的居民并没有像有些人士所希望的那样，移居到繁荣地区。伊藤元重认为，这种情况助长了当地的保护主义政治倾向。
这种本土政治不仅限于美国。他认为，英国脱欧公投也是由于英国人担心过多外来移民造成的冲击。大西洋两岸的选举走势都显示这种本土化政治倾向。
自从中国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急剧扩大同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随着中国的世界影响力扩大，北京不仅积极推动全球化进程，而且提出“一带一路”自己的经济一体化方案。
但是在西方国家眼中，积极参加“超全球化”，大量出口的中国经济制度明显不同于西方国家。中国国企的比重很大，国家在工业发展中发挥巨大影响，而且对知识产权和内投资实行监督和控制。
伊藤元重认为，这导致许多国家质疑中国继续在世贸框架内扩大贸易的合理性，也就是说，他们质疑世贸组织继续维持现状是否明智。美国也意识到了在目前世贸安排的框架下很难与中国共处，因此特朗普政府开始越来越强烈地批评世贸组织。
他认为，一方面是贸组织没有制约美国的能力，另一方面中国也不会对美国作重大让步。《纽约时报》报道说，中美贸易谈判破裂，美国要求中国做法律保证的要求被拒绝。中国不愿意改变其经济制度的基础。
《纽约时报》去年刊登了德国《时代周报》的政治编辑彼特纳尔（Jochen Bittner）的文章说，当初（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允许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个巨大的错误，因为中国加入世贸并没有产生西方预期的政治变化。伊藤元重说，现在许多研究人员和政府官员会半开玩笑地说：当初不应该允许中国进入世贸组织。
一些评论认为，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带来均衡的政治和社会开放，中国版的全球化也引起非议和争端，目前的中美贸易战即成为这种争端的一个集中表现。
哈佛大学学者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把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全面进入贸易和投资系统称作“超全球化”，在过去20-30年间全球跨境货物，人员和资本流动的速度和规模都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期间中国成为全球市场的受益者，现在中国不仅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正从"世界工厂"向创新的高科技产业迈进，努力在高端市场同欧美进行竞争。
但是丹尼·罗德里克认为，日本，韩国和中国这些国家加入都是有选择，有策略地加入全球化市场。中国侧重出口，为进口设置障碍，保护本土企业，另外他们还要求外国投资者做技术转让。
“超全球化”强弩之末
丹尼·罗德里克指出了全球化存在的矛盾，即民族国家在全球化中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他们不同的制度和政策安排同全球化的要求产生冲突。日本学者伊藤元重(Motoshige Itoh)进而认为，这种矛盾可能导致“超全球化”走向拐点。
日本学习院大学国际社会学系教授伊藤元重(Motoshige Itoh)在《日本新闻》中发文说，全球经济系统差不多每30年经历一次全面变化，现在这种“超全球化”已经持续了30年，可能正走入衰落期。
按照伊藤元重的历史划分，从1930-40年代开始的第一个世界经济周期是大萧条，各国的保护主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个周期是战后建立的国际货币和金融秩序的所谓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直到1970年代初固定外汇体系崩溃而告终。
1995年作为多边贸易机制核心的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在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加入全球的贸易和投资体系后，“超全球化”开始。在此期间世界出现的跨境资本流动的速度和规模令人目眩，也伴之以大量的移民和难民出现。
超全球化和本土反弹
伊藤元重认为，“超全球化”促使本土政治加强，进而加强了保护主义。因为全球化带来的进口，当地市场关闭，增加了失业。有些地方在失业增加的同时，大量外来移民进入就业市场。在当地人看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贸组织对此视而不见。
美国中西部和五大湖地区这些原来的老工业区自1970年代后开始发生了所谓的“去工业化”过程，传统制造业萎缩，经济衰退，城市萧条。伊藤元重说，这些被称为“锈带”（Rust Belt）的地区，受进口冲击导致大量失业，成了主张保护美国产业的特朗普总统当选的主要票仓。
与此同时，美国硅谷依赖亚洲的人才蓬勃发展，同“锈带”产生形成鲜明对比。虽然中国进口令美国整体受益，但是美国的衰落地区却没有起色，当地人仍然感到强烈不满。而且实际上，经济衰落地区的居民并没有像有些人士所希望的那样，移居到繁荣地区。伊藤元重认为，这种情况助长了当地的保护主义政治倾向。
这种本土政治不仅限于美国。他认为，英国脱欧公投也是由于英国人担心过多外来移民造成的冲击。大西洋两岸的选举走势都显示这种本土化政治倾向。
自从中国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急剧扩大同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随着中国的世界影响力扩大，北京不仅积极推动全球化进程，而且提出“一带一路”自己的经济一体化方案。
但是在西方国家眼中，积极参加“超全球化”，大量出口的中国经济制度明显不同于西方国家。中国国企的比重很大，国家在工业发展中发挥巨大影响，而且对知识产权和内投资实行监督和控制。
伊藤元重认为，这导致许多国家质疑中国继续在世贸框架内扩大贸易的合理性，也就是说，他们质疑世贸组织继续维持现状是否明智。美国也意识到了在目前世贸安排的框架下很难与中国共处，因此特朗普政府开始越来越强烈地批评世贸组织。
他认为，一方面是贸组织没有制约美国的能力，另一方面中国也不会对美国作重大让步。《纽约时报》报道说，中美贸易谈判破裂，美国要求中国做法律保证的要求被拒绝。中国不愿意改变其经济制度的基础。
《纽约时报》去年刊登了德国《时代周报》的政治编辑彼特纳尔（Jochen Bittner）的文章说，当初（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允许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个巨大的错误，因为中国加入世贸并没有产生西方预期的政治变化。伊藤元重说，现在许多研究人员和政府官员会半开玩笑地说：当初不应该允许中国进入世贸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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